党课—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探索

　　枫桥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东北部，镇域面积16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万，辖29个行政村、2个社区，连续三次捧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枫桥镇是“枫桥经验”的最初发源地，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最主要阵地，是传播辐射“枫桥经验”的最重要基地。

　　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近5年来，枫桥镇勇立时代潮头，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一、“枫桥经验”发展历程及其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枫桥经验”发展历程回顾

　　“枫桥经验”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走向善治。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枫桥经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反映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深刻而广泛的变革。

　　1.“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靠群众改造“四类分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用管制的方式，尤其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采用打压、歧视的方式。枫桥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枫桥区的干部群众与众不同，在阶级斗争年代，也注重以人为本、分类评审，提倡“文斗”不要“武斗”，通过说理和教育的方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枫桥经验”由此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示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枫桥区又率先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调动最广泛人员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新事业。此阶段，“枫桥经验”是全国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

　　2.“枫桥经验”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动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随着社会大转型、人口流动加剧，刑事犯罪持续高发，尤其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社会治安问题变得日趋复杂。为维护社会稳定，我国采取比较刚性的社会管理手段。此阶段，“枫桥经验”紧紧依靠群众，先后探索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和社会管理等经验，有效确保了社会稳定、平安和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此阶段，“枫桥经验”先后被誉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楷模。

　　3.“枫桥经验”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枫桥经验”逐步转型，着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创新了“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培育、乡村道德重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基层治理四个平台、最多跑一次”等新经验，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此阶段，“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

　　（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1.多元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改变党政包揽的做法。基层多以党委政府包揽、行政式推动为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第一，政府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囊括了群众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并没有效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反而出现少数群众抱怨政府、坐等思想严重等情况。第二，社会组织数量很少，呈“低小散”现象，且大多数属于文体类社会组织，没有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发挥作用。

　　2.法治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加强法治配套建设。基层虽然已经有了法治思维，但因为法治配套性措施的缺乏，法治方法还没有切实运用起来。一是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法治机构（如法治办）；二是基层村干部的法治水平较低；三是基层群众的法治自觉和法治素养有待提升，甚至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扰乱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