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自然灾害与生态系统安全协同治理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自然灾害与生态安全已形成深度互馈的复杂系统。研究表明，生态系统退化会使灾害损失增加40%以上，而健康生态系统的减灾效能可达工程措施的3倍。红树林防风消浪、森林固坡、湿地调洪等生态功能，展现了自然系统的抗灾智慧。于此，“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采取行动保护、养护、恢复、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或经改造的陆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态的系统方式，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同时对人类福祉、生态系统服务、恢复力和生物多样性产生惠益，其核心在于激活生态系统的自组织与自适应能力。这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因此，当前亟须建立“灾害——生态”安全的协同治理新框架，通过量化生态韧性阈值、优化多尺度修复策略，为协同提升减灾效能与生态安全提供实践路径。

　　解码自然灾害与生态系统安全的互馈机制。自然灾害与生态系统的互馈机制紧密相连，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造成多维冲击，生态系统也在灾害防治和灾后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入研究这一机制，对实现生态保护与灾害应对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的冲击是多维的。一是生物多样性断层式下降。灾害通过直接杀伤生物、破坏栖息地，致使物种灭绝或被迫迁移，进而引发食物链重组，甚至造成区域生态系统全面崩溃。2004年印度洋海啸摧毁了东南亚沿海大量珊瑚礁，导致依赖其生存的鱼类种群锐减，以鱼类为食的鸟类及其他海洋生物也随之陷入生存危机，整个生态系统遭受重创。二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幅退化。洪水会使湿地丧失滞洪净水功能，加剧下游洪涝风险；干旱可致森林植被衰亡，不仅削弱碳汇能力，还可能改变区域气候模式，诱发极端天气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使龙门山区域土壤保持功能大幅下降，泥石流风险显著增加，这充分印证了生态功能退化与灾害风险间的恶性循环。三是区域生态结构性失衡。灾后环境的异化往往会加速入侵物种的扩张，导致区域生态结构失衡。如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耐辐射的豚草在辐射区占据优势生态位，致使本土植物群落衰退，形成“生态陷阱”，削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放大灾害后续破坏效应。

　　另一方面，生态系统是灾害防治的重要参与者。其一，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形成灾害能量缓冲网络。沿海红树林和珊瑚礁依靠自身复杂根系与冠层结构分散海浪能量。其二，生态系统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长江中游湿地在汛期蓄洪、枯水期补给水源，维系流域水文平衡；亚马孙雨林通过蒸腾作用稳定区域气候，这种调节能力既能缓解即时灾害，也能通过改善微气候降低极端事件发生概率。其三，生态系统在遭受灾害破坏后能够通过自然演替实现自我修复。2019年澳大利亚林火后，桉树通过休眠芽快速萌发新枝，为昆虫与鸟类重建栖息地；汶川地震损毁的森林凭借马尾松等先锋物种的定殖，10年内植被覆盖度显著恢复。这一过程通过凋落物积累、土壤微生物活化等机制修复了生态功能，形成了抗灾韧性的正向反馈机制。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自然灾害与生态系统之间复杂的互馈机制。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造成多方面的冲击，而健康的生态系统则在灾害防治和灾后恢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协同减灾生态治理实践路径。NbS通过修复与强化生态系统功能，为协同减灾开辟新路径，实现生态保护与灾害应对的良性互动。我国在NbS领域的实践，既有沿海防护的突破，也有内陆生态治理的典范，展现了因地制宜的智慧。

　　广东湛江红树林保护区是NbS的典型案例。红树林作为海岸带的天然屏障，具有防风固沙、保持水土、